现代农业科学养分归还学说认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产，作物的每一次种植收获(包括秸秆等)都将从土壤中带走养分，如不及时补充养分，土壤肥力很快就会下降，甚至匮乏; 而欲长久地保持地力(土壤肥力)，须及时归还植物从土壤中带走的养分。

长期从土壤中攫取营养，土壤会变得越来越贫瘠，甚至失去生产能力。这般认知，勤劳智慧的古代劳动人民早已知晓，《礼记·乐记》中指出: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为保持或恢复土壤肥力，古人采取休耕或轮作等方式，但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要求有限的土地有更多的产出，迫使打破休闲耕作制。

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挑战，我国人口从秦时2 000万左右跃升至清末3亿左右，这其中高产作物的栽培与“地力常新”实践至关重要。

相传殷商时期，我国农业开始重视给土壤补充养分以保持土壤肥力，《韩非子·解老》中提到“积力于田畴, 必且粪灌”; 《礼记·月令》总结出了“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的经验; 《农书》指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由此看来，勤劳智慧的古代人民在长期的经验和观察中，发现“地力常新”的关键在于“粪”，《知本提纲》指出“地虽瘠薄，常加粪灰，皆可化为良田”及“产频气衰，生物之性不遂，粪沃肥滋，大地之力常新”。

“地力常新”的理论与实践，使我国的耕地历经上千年而不退化，这一点也让国外相关学者与专业人士感到惊叹。这般体系，一方面保护了土壤肥力，实现了地力长盛不衰，另一方面形成了无废物排放的农业循环经济，保护了农村环境的安全^[6]。

在古人的农业生产中，人粪、畜禽粪便、草木灰、火粪等皆可施入土壤，以培肥地力。刘立荣^[7]研究认为，古人把土壤中的有机质称作“肥”，把能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动物便溺或者植物腐殖质等有机肥都称作“粪”; 植物腐殖质、动物粪便、尸骨、草木灰、有固氮作用的植物等都被用作肥料，施诸土壤，以求从土地中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

古人在培肥地力、保持“地力常新”中所使用的肥料，除有机质含量丰富以外，也含有一定数量的矿物质，如草木灰中钾含量较高; 有一些肥料在今日看来甚至可以定义为酵素，如酒糟等。

清代《肥料史话》中将古代常用的有机肥分为十一大类涉及160多个品种^[8]，即粪肥(猪牛羊粪等)、土肥(灶土等)、灰肥(草木灰等)、绿肥、泥肥(河泥等)、饼肥(菜籽饼等)、渣肥(酒渣等)、熏肥(熏土等)、骨肥、秸肥(植物秸秆等)、杂肥(稻糠、鸡鸭毛等)。

如前所述，猪牛羊粪、草木灰、酒渣等都被古人看作肥料施入土壤以培肥地力，但不经腐熟的猪牛羊粪直接施入土壤是有可能造成烧根烧苗等不良现象的，古代劳动人民是否发现这一危害呢？王祯在《农书》记载到: “粪田之法，得其中则可，若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热，即烧杀物，反为害矣。”这说明古人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很早就认识到生粪的危害，并摸索与总结了许多发酵腐熟的方法。

王祯在《农书》“粪壤篇”中提到: “田有良薄, 土有肥硗, 耕农之事, 粪壤为急。”提出了“变恶为美”的观点，讲述了谷壳类物料“发热”达到腐熟后，施用于田间的技术^[9]。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介绍了“其踏粪法:凡人家秋收治田后，场上所有穰、谷秸等，并须收贮一处。每日布牛脚下三寸厚; 每平旦收聚堆积之……”。文中提到的“踏粪法”，即将秸秆类、谷壳类等物料铺置于家畜圈内，让家畜(猪牛羊等)不断地去践踏、踩踏，待秸秆与家畜粪便充分混合后，清至圈外堆积。堆积的过程也就是王祯所述的“发热”腐熟过程。后人在“踏粪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与优化，《农书》讲到“踏粪”的收集方法:秋收后，把场上收获完的作物和其他植物堆放在一起，每天给牛圈铺约10 cm(3寸)厚一层，让牛在上面践踏、便溺，第2天将前日所放的植物及牛粪便铲出，堆积放置，日积月累，到第2年春天就可以积30余车有机肥，到5月间就可以将粪运到田间，一个冬季积攒的有机肥可以供5亩(1亩＝667 m²)地施用^[7]。

此外，《齐民要术》《农书》还谈及绿肥及多种物料混合堆置积肥的方法^[9]。绿肥与轮作是古代培肥地力、保持“地力常新”的有效方法，《齐民要术》中指出: “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总结了绿肥的作用，尤其是豆科作物在培肥地力、保持“地力常新”中的功效及对作物的增产作用。绿豆、小豆、胡麻等作物秸秆翻压入地，发酵腐熟后成为土壤腐殖质、矿物质(豆科作物的栽培还能为土壤提供氮素)等的重要来源，同时现代农业科学认为绿肥是一项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10]。多种物料混合堆置积肥，河泥(河底淤泥)、水草、青草、绿肥、厩肥等掺混，沤制成草塘泥，施入土壤后的肥效特别显著。多种物料混合堆置积肥不仅含有我们熟知的有机质，腐熟发酵过程中还将形成培肥地力、利于作物生长所需的氨基酸、腐殖酸、酚类、萜类等多种活性物质，还有较丰富的矿物质(氮、磷、钾、钙、镁、锌等)。

郑世铎为《知本提纲》做注时指出: “广积粪壤，田得膏润而生息，变臭为奇，化恶为美，蔬果倍茂”^[11]。古人在千百年的农业生产中，总结出一整套积肥与培肥地力的经验，是我国古农耕文明的瑰宝，其所承载的细节、场景和情绪，亦是“大国崛起”、“中国制造”的一部分。

随着现代农业的高速发展，大量化肥、农药、地膜的不合理投入，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土壤酸化、板结、盐碱化，甚至我国太湖蓝藻水华、滇池水污染以及近年来部分地区的雾霾等与农业生产均有一定的关联^[12-14]。《中国生态环境危急》^[15]一书中写道: “工业化农业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农业的根本，传统的有机农业能够坚持七八千年，而工业化农业恐怕连百年也坚持不下来。”

如果说最极致的修行是返璞归真，那么学习古农耕文明，敬畏天地、尊重自然，倡导天、地、人合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理想出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天、地、人合一，是我国古老的哲学智慧，人不能因为自我的贪欲去破坏自然，绿水青山是留给子孙后代最美的财富。法国作家雨果曾有言: “大自然是善良的慈母, 也是冷酷的屠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农林牧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与必然趋势。

在古代农业生产中，收获果品、粮油、肉制品、蛋等同时，也伴有秸秆、谷壳、油枯、畜禽粪便、酒糟等副产物，这些副产物被资源化利用为土壤的肥料、生产生活的燃料、畜禽饲料等，无形之中形成了农业循环生态链。而今，大量化学肥料的投用、有机肥施用量的减少，打破了这一农业循环链，使土壤肥力与生态环境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学习古人，积极利用农业副产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包括一些工业有机废弃物(如医疗保健品领域无提取价值的氨基酸、壳聚糖等)，资源化利用为农业生产服务，形成农业循环生态链，是维持“地力常新”、培肥地力最经济、最环保、最生态的方式。

我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在种地养地的农业实践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许多智慧值得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