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n Agricultural Solutions for "Hidden Hunger" Under the System of Food and Medicine Homology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food and medicine homology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elucidat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d and human health. "Mixed grains" form the foundation of food, and their production methods, yield, and quality determine the nutritional functions and nutritional value of food. Currently, China is facing dual challenges of "food security" and "national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urgently needing to explore a food security industry chain that builds nutrition and health from the source, to establish a "new food supply system" that synergistically develops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this context, the core role of agricultural solutions become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Several important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 schem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addressing national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in China are outlined, along with som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se schem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iming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cross various fields in agricultural solutions, jointly advancing 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dustrial progr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民以食为天，粮食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实现了从“吃饱”到“吃好”的历史性转变，国民整体健康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1]。一些重大的传染性疾病逐渐消亡，一些地方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但同时我国居民的疾病谱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下简称慢病)逐渐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并带来了沉重的社会负担[2]。有研究表明，70%的慢病发生与“隐性饥饿”有关[3]，即与食物营养元素摄入失衡有关。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4]；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这是《“健康中国2023”规划纲要》出台后的第一个特定领域的专业性国家计划，该计划将营养单独制定成国家层面的一项长期规划，具有重要与特殊的意义，反映了我国在迈向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的方案更加务实和精准[5]。
中国自古有“食药同源”[6]之说，“五谷杂粮”是食物的基础，是人体营养来源的主要物质载体，人体健康与食物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从食物营养的作用规律上来看，重视食物营养的源头品质与价值，善用食物的“食”与“药”的功能对于改善人体健康状况，甚至解决庞大群体面临的“隐性饥饿”问题意义重大。人体对营养元素的摄入失衡主要受环境、生产、生活等因素变化的影响，在各种问题因素的解决方案中，农业处于核心地位[3]，它不仅是一种问题导向的解决方案，也是“食药同源”的理论传承和实践应用，更是践行“健康中国2030”战略要求、“以治疗为主”转为“以预防为主”的重要途径。
1
“食药同源”的理论传承和应用
我国“食药同源”之说起源于饥饿与疾病泛滥，是经过漫长的食疗验证后的经验积累，其思想最早在唐朝的《黄帝内经太素》中有所体现，其中载有“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并强调“人以五谷为本”[7]。营养素与活性成分并存是“食药同源”有力的佐证[8]，食物除了为人类提供生长发育和健康生活的营养物质外，还具有“调节人体机能”的重要作用，人们的饮食情况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如果营养长期摄入不均衡，会发生由量到质的突变，对人体产生危害；当然，也可以通过合理饮食起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作用[9]。
随着社会疾病谱的变化给医学带来的挑战，“食药同源”从最早在中医上的广泛应用，已发展到今天逐渐在“中西医结合营养治疗”上得到应用和重视[10]。但是临床营养学方兴未艾，对慢病的控制主要集中在临床防治方面，还不能系统地从根源解决慢病发生问题，特别是缺乏对慢病控制机制的系统设计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11]。如对于临床营养学服务营养失衡人群的膳食改善方案中的关键环节“量”的掌握，缺乏一个“标准”来对普通膳食营养成分和医学膳食营养成分的含量进行分析与应用参考。若能对食物进行营养标准界定，并通过农学手段来实现食物营养的标准化生产，则可以大大提高在临床和生活上改善营养的效率和效益。
从营养供给的源头上看，恰当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合理用肥，不仅可以提供品质优良的食物营养，还可以通过多种技术方案实现食物的功能化，达到“以食为药”的食物防治效果。此外，在我国，“是药三分毒”的观点深入人心，合理的食疗养生可以让人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也不会带来毒副作用，且用材平常、价格低廉，不需花费昂贵的医疗费用[6]。因此，立足“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目标，探索食物营养健康的源头解决方案是对“食药同源”理论的传承和应用，也是当下我国解决慢病问题的重要任务之一。
2
源头解决方案的探索与实践
研究认为，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是造成“隐性饥饿”的主要原因，如居民膳食结构中高油高盐，谷物、肉类摄入量偏高，水果蔬菜、蛋奶、水产等摄入量不足，导致能量过剩、微量营养素不足；食品过度加工和主粮的长期精细加工等对食物中的营养成分产生影响，并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如代谢紊乱、肥胖超重等健康问题；农业生产中对作物长期高量产出的需求所采用的一些农业措施产生的负面效应，如中微量元素“取走未还”、过量施肥施药等，导致人群食用的农产品营养成分不足；全球气温升高引发农产品中营养成分下降等[1]。
因此，生产营养健康的食物是改善和解决“隐性饥饿”问题的最基础环节。近年来，农业作为食物链营养健康的源头环节，其核心作用和价值得到科学家们的共识，众多科学家已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为改善和提高国民健康贡献了多种源头解决方案。
2.1
地质和土壤的健康研究
人体的健康往往有着地域特征，且与气候、地质条件等地理学背景密切相关[12-14]，生活中的“长寿村”“癌症村”及部分地方病等皆是地质环境影响人体健康的典型案例。国际上健康地质研究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其研究涉及地质学、医学、化学、生物学等多学科协同融合。我国在2017年左右，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开展了“健康地质”工作的新探索，以查明区域地质环境中岩石、土壤、水、大气、生物等多介质的有益或有害元素含量水平、组合特征、生态效应，结合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因素，评价地质环境对人体健康、宜居性的影响程度。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成熟的健康地质调查与评价规范，但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初步明确了健康地质的定义、研究内容、评价方法、评价成果及应用方向[15]。
健康地质环境的调研和评估包括水、土壤、岩石、大气、生物等多介质的健康状态，其中土壤占据绝对核心的地位，因为生命元素在地壳中的丰度与在人体内的丰度具有明显的相似和相关性[16-17]，开展健康地质调查有利于国家根据调查情况，对居民的生活提出预防或减缓不利影响的措施，或实施人居环境改善规划[15]。
农用土地的健康情况则较为复杂，因为它不仅与地质本身的特质相关，还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密切相关。从食物营养供给的角度看，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粮食作物的“养分库”，能提供人类所需的营养物质。土壤可以通过多条途径对人体健康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如健康的土壤可以为人类提供品质优良、营养丰富的农产品，而土壤中矿质养分缺乏则会导致人体养分缺乏，土壤中的各种污染物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进入人体，土壤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传播可能提高人体遭受致病菌感染的风险，土壤中的微生物组可能会影响人体的微生物组，以上所述表明土壤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健康。研究者还指出，土壤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具有非均等性，贫困地区与低收入群体往往更容易受到土壤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在未来人口增长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土壤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将变得更为突出，保护土壤资源和保持土壤健康是必须优先考虑的一项任务[18-19]。
2.2
营养型农业和功能农业研究
我国关于营养型农业的研究大概源于200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启动的中国作物营养强化项目[20]。营养型农业是为解决“隐性饥饿”问题诞生的一种农业生产理念，其发展路径是一种“以营养与健康为最终导向与衡量标准的新型农业模式”，是将育种技术和营养科学等有机结合起来，培育出一种具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及健康功能因子的农作物新品种，并将农产品中的某些元素从富含变成对某一群体具有针对性的食物，从而满足人体对个性化、精准营养的需要。这种“以营养为基础的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发展模式，为我国居民的膳食提升转型和生命健康提供了新方式和新选择[21]。作为一种低成本、可持续的“以食为药”的营养补充方式，营养型农业有利于减少国家卫生服务部门用于治疗因微量营养素缺乏而出现的医疗保健成本和疾病治疗的巨额支出，也将是减轻社会负担的关键一步[22]。
与营养型农业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功能农业及与之相关的功能农产品。功能农业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其国先生于2008年在《中国至2050年农业科技发展路线图》中提出的未来农业新概念，是通过生物营养强化技术或其他生物工程生产出具有健康改善功能的农产品[23]，它同时也与健康地质相关，内涵包括在天然富含有益成分的土壤、生境中生长或通过生物营养强化技术及其他生物技术培育，实现农副产品中一种或多种有益健康成分(如矿物质和生物化合物等)基于人类健康需求做出标准化优化的生产实践[3, 24]。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和规范该领域产业的发展，提出“以保障食品安全和改善公众营养健康水平为目标”的科技发展思想，并从不同层面对功能农业和功能食品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市场引导[25-27]。在实际的科研与市场表现中，功能农业的研究和功能食品的市场开发进展也较快，一些药食兼用的功能谷物和蔬菜(如大豆、食用菌、枸杞、天葵等)已成为人们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其特殊的营养和保健价值正逐渐被人们重视[28-31]。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解决主粮营养问题的意义更大。据《The Eastleigh Voice》2025年1月20日的新闻报道，卢旺达政府正试图通过提高铁和锌的含量来提高爱尔兰马铃薯的营养价值，因为马铃薯是该国国民的主粮之一；此外，还引入了其他作物，包括富含维生素A的红薯和铁锌强化豆类，以帮助缓解该国普遍存在的营养缺乏症，这是该国在农业解决方案暨作物营养强化上的具体举措。
从技术体系上来看，营养型农业和功能农业的共性关键点是生物强化技术，即通过选择性育种、基因改造或增加肥料中特定营养素含量来提高作物中营养素水平的技术体系，都是“药食同源”理论的良好体现[32]。从探索的经验来讲，两种农业模式的实践对多学科的协作具有共性且重要的需求。
2.3
肥料在食药同源体系中的作用
无论是土壤健康需求还是营养型农业和功能农业，其与肥料的互动关系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作物生长需要全面且适量的营养元素，科学用肥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与以往不同的是，在“粮食安全”与“国民健康”的双重压力下，肥料的应用不仅需满足作物产量提升目标，还需满足作物的“质量”提升目标。
作物能否产出品相良好、营养全面、品质和风味优良的农产品，取决于其初生代谢和次生代谢是否能良好、充分地运转，其完整的代谢过程是否有全面、适宜的营养元素的参与。作物生长需要17种营养元素，氮、磷、钾“三要素”在作物的初生代谢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其关系着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植物开启并运转次生代谢所需的众多代谢调节、信号转导和防御物质的合成与中微量元素更是密切相关，中微量元素关系着食物“调节人体机能”的功能发挥[1, 33]。作物自身无法实现营养的均衡利用，尤其是在今天“高产优质”“绿色健康”的农业背景下，科学施肥的农艺措施就成为极其重要的手段。
在人体健康的农业改善方案中，根据人体需求的营养目标，通过科学的肥料配施措施，可实现对作物产量、品质的调控，从而实现作物功能的提升，达到“以食为药”的健康改善效果。例如，芬兰为改善全民缺硒的状况，自1985年开始在农业生产品中使用硒强化肥料，有效提升了农产品中硒的含量，在改善全民缺硒的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34]。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的科学用肥也是实现和提高作物“以食为药”效果的必要手段。例如，药用菊花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和保健茶饮，但长期以来，在我国药用菊花的生产中，落后粗放式的农业栽培和施肥技术以及忽略中微量元素施用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导致我国药用菊花的产量和质量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药用菊花产业的发展。刘大会[35]通过对药用菊花栽培和施肥技术的研究，证明了合理施肥，尤其是重视主要矿质营养元素在药用菊花上的科学施用，对药用菊花生长、次生代谢和内外在品质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当有机肥与氮、磷、钾及硼、锌等无机肥料配合施用时，药用菊花的产量、品质和产值最高，提高了药用菊花“以食为药”的功能价值。
此外，在科学施肥的基础上，还需考虑肥料养分在食物链营养传递上的特点和规律。如肥料是土壤生态系统的营养移民，对土壤及其相关物质具有“生态波”的效应，因此在选用肥料时还需考虑各营养元素在肥料产品中和在土壤中的彼此协同或拮抗作用[36]。尤其是土壤施肥技术，应考虑土壤质地、温湿度、酸碱度、养分交互机制、有机质含量、氧化态、黏粒含量、根际层及土壤中微量元素状况等要素，优化施肥技术，以提高土壤生产力和实现营养元素的高效利用[3]。
总之，肥料在土壤健康及农业生产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的一个重要农艺措施，肥料产品设计和应用研究的“健康化”是产业创新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2.4
营养评价体系建设
实现改善国民健康的农业源头解决方案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积极鼓励采用多种农业生产模式的同时，还应开展必要的营养标准与监测、营养因子与功效评价[20]等工作，以约束和引导农业产业的规范发展。如建立主要食用农产品营养功能评价体系[26]，通过研究和建立全方位的监控评价技术，构建和完善相应质量标准体系，防范潜在风险，科学促进各种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目前针对农产品质量与营养功能进行的风险评估研究和应用，在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基本运行完善，主要通过运行管理完善的风险评估机构并建立相配套的政策和法规来实现对农产品质量与营养功能风险事件发生的评估和预防[37-38]。我国农业系统早期开展农产品质量与营养功能评价研究是从特色农产品的营养品质和功能评价研究入手的[39]，另一方面的研究则集中在对农产品加工过程中营养品质的评价。
此外，我国还通过农作物等级评价来规范和引导产业发展，目前农作物等级标准体系包括农产品等级规格标准、绿色食品标准、中国好粮油标准、富硒农产品标准、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有机食品标准。此外，我国食品营养标准中也有涉及农产品的部分内容，如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和药食同源物质相关标准。国际上农产品营养标准的最新进展有生物强化定义草案、生鲜农产品营养标签与功能声明等[40-42]。
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评价体系为结果评价[43-44]和溯源研究[45]，过程管理制度保障研究相对较少，还需要建立相关的管理机制和法规[46]。
3
国民健康改善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业的经济增长不仅代表了农业产出水平，也代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着眼于国民健康改善这一新的经济与发展问题，对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其与国民的健康、福祉及幸福也有了密切且重要的关联，农业的发展也从经济功能转型为生态与社会功能导向[47]。鉴于此，对国民健康的农业改善方案，就涉及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社会面认知及经济范式的建设，但同时也暴露出在这方面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3.1
社会认知不足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但农业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理念尚未广泛改变，农产品的品质内涵未得到充分阐释，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的认知、健康知识认知及饮食与健康关系的认知等存在不足[21]，导致如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食物源头解决方案推动缓慢。
贾小芳等[48]就2004—2015年我国18岁以上成年居民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或《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膳食营养知识的知晓率进行了调研和分析，结果显示，成年居民膳食营养知识总体知晓率虽然在2004—2015年呈上升趋势(P＜0.000 1)，但各轮调查的总体知晓率均较低。
此外，《居民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调查方案(2021)》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对一些调研省份和地区的18~64岁居民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的调查中，居民的知晓率仍较低，如云南省的为16.9%[49]、四川省的为16.89%[50]、上海市的为35.78%[51]、重庆市江津区的为9.90%[52]、武汉市洪山区的为17.68%[53]。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有所不同，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略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居民的健康认知决定其对食物的消费行为，而消费能驱动人们对农业食品产业的新技术采纳程度，也决定了食物对人体健康的改善效果。消费者认可度低，对生产者缺乏拉动动力，生产者无法获得应有的价值。一方面，生产出的高品质农产品卖不出合理的价格，会影响生产者对高品质农产品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影响其在农业生产中对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另一方面，有需要的消费者较难买到想要的高品质农产品。
因此，只有加大营养与健康等相关知识的宣传和科普，让人们正确了解和认识食物，掌握必要的营养知识，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才能为发展优质优价的农业模式培养健康的社会土壤和氛围。
3.2
数据建设与共享不足
立足“健康中国”战略，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以便更好地管理和预防疾病[54]。目前在我国各领域进行的积极探索中，面临一个共性的问题，即对营养和疾病以及与其相关的“防治”领域的基础数据的建设和共享的不足。
如农产品基准数据库的建设，对土壤健康分析、健康地质分级、农业生产布局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精准开展各项农业服务方案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我国缺少相应的农产品营养品质基准数据库，农产品营养物质组成的统计数据、监测数据不够系统完善。如现有的《中国食物成本表》中所列的是常见食物的营养组成；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发布的信息是以农产品安全性指标为主，包括农残、药残、卫生指标，部分涉及农产品品质(如可溶性固形物、总糖、脂肪、蛋白质含量等)的主要营养指标，多为不同品种或产地的农产品营养差异比较，缺乏历史性、延续性、变化性的数据资料，农产品品质变化数据较少[55]。我国地质环境多样化，农产品品种多，地域气候环境差异大，营养品质指标复杂，导致基础数据标准样品收集难、检测成本高、经济效益低，但是农产品营养成分基准数据是一个国家必需的公共数据，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能指导生产、引导消费，也是国家制定食物发展纲要、实施有关农产品政策、进行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料[56]。
此外，数据共享使用也是面临的问题之一。土壤健康与作物健康、人体健康的关系密切，但是要确立土壤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需要确立并量化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面临很多挑战。如因为人群和食品的移动性，模糊了土壤与居民的直接联系，而城市化和物联网的兴起，也使得食品来源更加多样化。此外，要确立土壤与人体健康的关系，还需要大量的人体健康和流行病学数据，这些数据往往难于获取[19]。若能够将不同领域的数据和信息(包括医疗档案数据等)整合在一起，让相关的服务机构共享这些信息，则可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更好地开展疾病防治工作。
基于健康管理的食物链大数据的建设和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共享，除了农产品营养品质基准数据库、土壤养分及施肥数据库、农产品品质营养成分变化数据库建设的研究，还可以包括生产、流通、加工、制作等环节的营养变化研究，以及固定人群营养数据库等。如今，互联网、数字化的发展让数据建设和共享成为可能，在数据安全保护的前提下，有必要通过数据共享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更好地全面开展国民健康改善的工作[54]。
4
建议
农业是解决国民“隐性饥饿”、改善国民健康的重要路径，但是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传统的依靠单一部门、群体和技术，利用单一渠道无法最终解决庞大群体面临的“隐性饥饿”问题。因此，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在《2016年全球营养报告》中提出，技术推广，制度先行，各国政府、资助方和研究人员应当携手合作，与公民和社会团体携手合作并建立跨部门的治理机制尤为重要[57-58]。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解决“隐性饥饿”问题，农业应处于核心地位[3]。一方面，我国粮食安全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安全作为重要战略性问题，更需要多重保障[59]；另一方面，我国慢病防控已进入关键时期，“构建新的粮食供给体系”的基础在于保障“量”的供应，目标在于实现“质”的升级，只有实现粮食安全和国民健康的平衡发展，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60]。这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完善基于国民营养健康的标准体系建设，重视食物链源头安全与健康导向及支持；在技术实践层面，重视“食药同源”理论的应用，做好食物链营养传递的全产业链技术方案。
4.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慢病已成为国民健康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但是慢病问题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知和相关产业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党和国家通过不同的政策手段，推出改善国民营养和健康的多种方案，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亟待解决的一些重要的公共事项上，仍存在较大的挑战，如健康宣教、营养基准数据库建设[56]等一些具有公益性质，无法靠单一的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以及一些针对贫困地区与弱势群体的营养改善问题，政府的干预和主导可能是必然的选项，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必要的公共政策、实施防治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合理配置资源等方式来创造和维护促进健康的支持性环境[2]。
我国在食品营养改善上已有几个成功案例，如碘强化项目，就是以政府为主导，制定并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创造有利于慢病防控的社会支持环境并切实实现了对人体健康的改善效果。我国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20世纪中期，由于缺碘出现的“大脖子病”、亚克汀病及脑损伤等成为当时的社会发展问题。在我国政府组织下，科学家们经过调研，查明病因，制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碘盐标准。1994年10月，我国政府颁发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病危害管理条例》，开始实施“全民食盐加碘(USI)政策”，碘盐中的含碘量也实行全国统一标准，即加工时为50 mg/kg，出厂时不低于40 mg/kg，销售时不低于30 mg/kg，用户使用时不低于20 mg/kg。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碘缺乏病患病率急速下降，并于2000年实现了“消灭”目标，是全球率先达到这一目标的15个国家之一[61]。此外，营养强化面粉、铁强化酱油等项目也相继取得成功，这都得益于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推行，以健全的政治制度、持续的资金支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后续服务等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实施[62]。
综合国内外经验，发挥我国传统的政府引导、集中资金及资源办大事的政治制度优势，是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有力保障。此外，在制度建设和机制设计等方面还应加强下述工作：
(1) 围绕农业产业体系，整合农业、科技、食品、环保等相关部门的资源，进行中长期整体规划，建立联合实施、监测和考核机制[63]。
(2) 以营养品质作为优质的标尺，建立国家农产品营养成分基准数据库，选择具有权威性和公益性的检测机构，负责建立农产品营养成分基准数据标准，向社会解答“何为优良品质”的认知困惑，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来指导生产和引导消费[56]。
(3) 建立典型作物营养的长期定位试验研究机制[1]，通过典型作物的长期定位试验，监测主要食用农产品的营养状况和演变情况，积累数据资料，探索变化规律，为农业生产管理和国民健康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4)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完善农产品质量法规体系，以农产品营养品质标准为依据，从农业生产流程、农业投入品应用、农产品加工等全流程环节，进行农业生产营养保障的制度法规建设，包括法律与政策支持、技术支持、评估体系建设等。
(5) 将健康管理政策纳入食物链完整体系，实施激励性的政策与战略；提供多种增强竞争力的科研资助；制定有保障性的利益协调机制[64]；通过宣传、引导乃至立法来鼓励市场向营养导向型农业发展，如我国每年有种业振兴、种粮补贴、粮油单产提升、农资综合补贴等多个农业补贴项目，农业补贴可向营养型生产倾斜。
(6) 开展健康教育[54]，加强对消费者“营养与健康”知识的科普。通过新媒体传播媒介、开展社区营养健康活动等方式进行宣教活动，加强对食物生产和加工领域人员的营养知识培训等[49]。
4.2
促进跨学科研究及跨界合作
国民健康改善的农业解决方案是集“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双重需求的战略性系统工程，是构建粮食安全产业链和食物营养价值链的食物链系统思维，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协同作战。除了在政策层面的积极推进外，还需在技术层面实现一些重大突破。
食物链系统的复杂性，使得解决国民健康问题成为重大的科研问题。如前文所述，单一学科的研究无法实现在某些关键技术上的突破，需要多领域、多学科的协同配合，用多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尤其是前文所强调的“营养视角”和“功能视角”，能够促进人们对营养在粮食安全中重要性的认知，并能够将农业、工业、食物、营养和健康等系统联系起来[57]。例如，研制出一个成功的功能食品，可能会涉及植物学、食品工程学、营养学、生理学、生化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流行病学、分析化学等领域[65]，需要跨学科和跨产业来协作研究。在实践中，一些成功的科研创新成果，尤其是一些原创性、引领性的成果就产生于学科交叉、技术集成的研究中。如南京邮电大学专家团队在自体肿瘤疫苗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就得益于团队在化学、生物学、医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对综合性复杂问题的协同攻关；我国一种具有眼动追踪功能的隐形眼镜成果的出现，得益于光电、高分子、医学等学科人才的通力合作[66]。
此外，多学科交叉和跨界合作不仅是某一重大技术上的需求，同时还是涉及食物生产、管理、加工、流通、销售和消费等各环节之间合作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环节共同参与来维护农业生产端技术成果的顺利传递。如必要的食物加工是人类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但是食物的过度加工则会给人体健康带来风险。在“土壤-食品-环境-健康”的可持续食物系统下，食物加工作为食物商品化的重要环节，不仅为食物供应链负责，更需为上游土壤、农产品生产及下游消费者营养健康的诉求负责，以合理、必要的食物加工实现食物链上各环节营养的最大化利用[67]。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一方面存在庞大的“隐性饥饿”群体，另一方面常规农产品普遍供过于求，品质趋同且价格偏低，生产者增产不增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3]。因此，立足农业发展现状，积极推动食物链“营养互动”的课题研究，探讨形成“营养改善规划”的多学科研究及多产业合作机制和抓手，构建化学、农学、土壤学、营养学、医学等的生态协调系统，搭建资源共享平台，联合攻关产业的技术壁垒，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交叉学科的研究与跨界合作，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是一种问题导向的新型经济发展范式[68]。
虽然跨学科合作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存在一些客观壁垒，如合作机制的建设，对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积极评价及评价过程的客观性、一致性、公平性等难题[69-70]，但是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和科学理念的发展，对健康问题的认知日益趋同，同时不同学科在研究上存在技术趋同和物性趋同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当今的开放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突破单一学科局限，走向跨学科研究更加便利，这些都为多学科交融和跨界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68]。
5
结语
农业解决方案是保证“粮食安全”与“国民健康”的核心路径，也是“食药同源”理论在农业生产端的实践和论证。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出台，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当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满足人民群众对食物品种丰富多样、品质营养健康的消费需求”[71]写入法规中，这是对“粮食安全”的战略定位和时代内涵新的阐释，一方面最大限度挖掘食物来源渠道，另一方面也回应了人们对营养健康的现实诉求，提出从食物供给的数量、质量、结构三方面夯实我国的食物基础[72]。该法规的出台，再一次从政策层面为促进国民健康农业解决方案提供了导向，同时也指明了未来农业在国民健康改善中的核心作用和技术创新方向。
当然，国民健康水平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农业方案的基础上，还需一些具体的机制建设，如从生产、供应链、食品安全、消费、环境等多个方面制定综合性的多元食物供给支持和监管政策，建立全面、科学的食物系统监测和评估体系，促进多领域技术合作，形成多方合作共治的格局，以真正推动学科创新、产业进步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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